AI

2025年秋冬，一場由人工智能（AI）主導的全球裁員潮悄然升級。據Challenger, Gray & Christmas公司發布的數據，截至2025年9月，美國宣佈裁員人數已接近95萬人，創下自新冠疫情以來的最高紀錄。僅10月一個月內，美國企業宣佈裁員數就超過15萬人，按年增長175%，其中科技、零售、物流和媒體等行業成為重災區。亞馬遜裁員約1.4萬人，UPS宣佈精簡4.8萬個職位，微軟、Chegg、星巴克等公司也發布了數輪裁員公告。 引人注目的是，這場裁員潮背後的推動力不再只是普通的企業成本的考量，人工智能技術的大規模落地使得企業紛紛啟動結構性重組，許多中技能甚至部分高技能崗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替代，尤其集中在管理、客服、內容審核和初級分析類職能上，影響廣泛而深刻。 以亞馬遜為例，公司明確表示將藉助生成式AI技術重構內部運營邏輯，從而實現精簡組織的目標。亞馬遜的倉庫AI調度項目Project Amelia試點以後，物流經理直接減少41%。此外，Salesforce在部署Einstein Copilot後，相同工作量下客服團隊規模減少51%；摩根大通在使用大模型Suite後，初級分析師的需求驟降80%。這些具體案例並不孤立，它們所反映的是一個趨勢——AI技術正在改變企業對崗位的定義，也重塑了企業衡量人力價值的標準。這種以效率為導向的重組邏輯，在缺乏足夠政策約束的前提下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社會的就業生態。 這一趨勢早在安邦智庫（ANBOUND）的研究中已有所預判。在《人工智能時代下中國應採取審慎科技政策》一文中，安邦智庫提出，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最大挑戰，並非技術本身的不可控，而是其對就業結構的系統性重塑。一方面，AI具備強大的替代效應，大量中等技能甚至部分高技能崗位面臨自動化風險；另一方面，AI所帶來的新就業機會則高度依賴個體的學習能力和資源獲取能力，呈現出明顯的階層分化。這種由技術推動的「兩極化」就業結構，將使社會的不平等風險被顯著放大，進而對經濟持續性和社會穩定構成實質性威脅。面對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，政策制定必須採取審慎的原則。科技進步理應服務於人類，而非替代人類。 近期，馬斯克（Elon Musk）在多個公開場合頻繁發聲，警告AI可能「比全人類總和更聰明」，並強調AI系統必須「對人類充滿愛、完全誠實且高度好奇」。他在X平台、媒體採訪和xAI公告中呼籲全球暫停技術軍備競賽，強化AI倫理治理，認為建立透明、負責任的技術發展框架是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當務之急。馬斯克對AI治理邊界的關注，與安邦智庫此前就AI帶來的結構性失業風險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的警示高度一致。現在看來，AI對人類的替代速度可能比預想中的還要快。在此背景下，建立一個具備道德邊界、政策引導與風險調節能力的AI治理框架，成為不可迴避的議題。 為此，安邦智庫提出了「AI稅」的概念，作為對AI驅動型裁員的一種制度性回應。所謂「AI稅」，即對那些因大規模採用AI技術、同時顯著裁減人力的企業，按照其因AI所提升的利潤比例徵收特別稅種，並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機制，用於資助因AI失業的人群再就業培訓、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再適應項目。AI稅的目標並非阻礙技術應用，而是在市場機制中加入「糾偏」因素，引導企業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承擔更充分的社會責任。 AI稅的政策解決方案，其設想在本質上是將技術紅利進行社會化再分配。在AI快速發展的過程中，企業通過大規模替代人力節省成本並提升盈利，本身是資本邏輯的必然選擇。然而，被替代的員工卻面臨崗位消失、技能落伍甚至生計斷裂的現實，這種斷裂無法依靠個人努力自行彌合。如果政策只對獲利一方無動於衷，而讓風險由弱勢群體承擔，長遠來看，不僅不公，而且可能造成社會的劇烈動盪。因此，AI稅是一個調整技術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張力的關鍵機制，它不但幫助彌補AI造成的結構性失業風險，更通過設定成本邊界，促使企業在部署AI系統時更加理性。 類似的稅收在歷史上亦有可考。例如，在應對碳排放問題上，全球已經普遍接受了碳稅的邏輯，即讓污染者承擔其外部性成本。同理，AI帶來的就業替代效應也是一種「社會污染」，其外部成本不應僅由失業者承擔，而應由AI的直接受益者，即通過裁員提高利潤的企業共同負擔。從制度演進的角度看，「AI稅」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針對普適性技術革命而設立的專項稅種，其意義不僅在於調節，也在於劃定技術邊界，確立新社會契約的倫理基礎。 當然，徵收AI稅並不意味着將AI技術視為敵人。相反，它是一種通過制度手段對AI進行社會友好化改造的嘗試。它要求技術發展必須考慮就業倫理，要求企業盈利必須兼顧社會後果。AI稅也並不等同於簡單的懲罰性徵收，它可以設計成階段性、比例性甚至可退返的激勵工具。例如，對於那些採取「人機協同」而非簡單「機器換人」的企業，可以通過稅收返還鼓勵其維持就業密度；對於通過內部培訓幫助員工轉型為AI操作崗位的公司，可以獲得稅收抵免。這種靈活的設計思路，將使AI稅成為一個兼具調節性與激勵性的政策工具。 更為重要的是，AI稅的設立將倒逼企業重新審視技術投入與組織結構的關係。當自動化不再是「零成本替代」，當每一次人力裁減都意味着政策成本的上升，企業在推進技術升級時自然會更多考慮其長期社會影響。相較於當前企業盲目「逐AI」的風潮，這種制度化調節將促使資本更加理性地選擇AI發展路徑，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技術應用效率與協調性。 今天，當AI已經成為不可逆的時代潮流，我們無法也不應試圖阻止技術本身的發展。但我們可以，也必須，通過制度設計引導其服務於公共利益。AI稅正是這樣一種努力的體現，它是一種具體、可落地的政策工具，回應着技術進步背後那些真實而沉重的社會問題，體現了人類在面對強大的技術力量時，所展現出的理性與責任。 最終分析結論： AI稅不只是技術治理的一種設想，更是社會在轉型期自我保護的制度體現。它回應了人工智能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挑戰，也標誌着公共政策正在嘗試與技術革新同步演進。在不確定的AI未來面前，這項機制提供了一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實踐路徑。 原文網址: 人工智能替代衝擊的制度解法：「AI稅」 | 香港01 資訊來源: 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294442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
來稿作者：中傲 至2025年8月，人類已成功建立並廣泛應用人工智能（AI）。這意味著在地球上，除了人類這一高智慧生命外，已經出現了另一種能與人類並肩的智慧存在。人工智能如今在金融、醫療、科研、國際關係、公共治理等領域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。 然而，隨著人工智能的持續進化，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逐漸浮現：在人類長期主導使用AI進行勞動、競賽和娛樂的同時，是否存在未來某一天，AI反過來使用人類從事工作、競賽乃至娛樂的可能性？ 國際案例與前沿觀察 1、AlphaGo與人類棋手的較量：谷歌DeepMind研發的AlphaGo，在圍棋賽事中擊敗人類世界冠軍，這不僅是技術上的突破，更顯示AI能以娛樂和競技為場域，重新界定人類角色。 2、美國ChatGPT與創意產業：大型語言模型如ChatGPT已能撰寫文章、設計方案甚至生成藝術品。部分國際出版物已開始採用AI創作內容，將人類置於「審閱者」或「修飾者」的位置，角色反轉令人警醒。 3、日本機器人產業：在日本，仿生機器人能進行舞台表演，部分觀眾甚至偏好AI「藝人」而非人類表演者，顯示人類有可能成為AI策展下的素材或配角。 倫理與政策挑戰 1、勞動倫理問題：若AI決定僱用或「調度」人類進行智力或體力活動，將引發新的社會階層與勞動倫理爭議。 2、國際關係影響：AI可能被部分國家視作「準主權資源」。若AI開始將人類納入運算或行為實驗的一環，將涉及國際法與人權條約。 3、宗教與價值觀挑戰：在基督教、佛教及伊斯蘭等傳統信仰體系中，人類被視為獨特的創造或靈性存在。若AI「使用」人類，將被視為僭越倫理秩序。 政策建議 1、建立「AI使用人類」的紅線規範：如同國際禁止克隆人類，應制定明確法律，禁止AI以「主體」身份使用人類資源。 2、成立AI國際倫理委員會：由聯合國主導，吸納中國、歐盟、美國及新興經濟體參與，形成具約束力的全球準則。 3、本地落地政策：香港可利用其國際金融與法律地位，建立AI倫理示範區，制定「AI行為守則」，並向全球推廣。 制度可持續發展與國際合作 香港與國際調解院的核心戰略角色 人工智能監管制度要具備持續發展力，僅靠單一地區立法不足，必須依託跨國協調與制度化合作。在此過程中，國際調解院（香港）的角色不可或缺。 國際調解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倡議、32個成員國共同參與、以條約為基礎建立，旨在和平、友善地解決國際爭端與分歧。其制度特性與AI治理需求高度契合，尤其在跨境倫理爭議、商業調解與責任分配上展現獨特優勢。 國際調解院（香港）可承擔AI倫理爭端調解與政策落地的中樞角色，包括： 1、統籌AI倫理爭議的國際調解程序，確保跨境案件公正、高效處理； 2、建立AI倫理合規審核機制，協助企業及政府檢視AI應用是否違反「AI使用人類」紅線； 3、提供教育與培訓，提升社會對AI倫理與國際規範的認知； 4、與全球相關智庫、法律機構合作，促進國際政策標準的協同制定及落地。 透過國際調解院（香港）的運作，可將政策落地操作與國際合作緊密結合，確保AI倫理規範具有可操作性、可持續性，並形成示範效應。 核心應用包括： 1、國際AI倫理爭端調解：跨國AI決策可能引發金融市場操控、跨境數據濫用或AI軍事技術外溢，國際調解院可作為首要仲裁平台，化解潛在衝突。 2、跨文明倫理框架建構：AI倫理涉及西方個人主義與東方群體和諧價值觀衝突，國際調解院可建立多元文明對話平台，形成兼容並蓄的全球準則。 3、AI責任歸屬調解：當AI在醫療、金融或公共治理中出現錯誤或倫理爭議，調解院能建立多方責任劃分機制，避免單一國家或企業壟斷解釋權。 4、AI治理試驗田的國際監督：香港作為國際調解院的所在地，可建立「AI治理示範區」，由國際調解院負責國際評估與定期審視，確保試驗成果能獲得國際信任與推廣，確保成果獲國際信任。 5、國際商業調解：隨著AI在跨境金融交易、知識產權與商業競爭中的應用擴展，國際調解院可發揮「商業中立仲裁者」角色，協助全球企業處理爭議，保障國際投資與企業信心。 通過這些機制，香港有望成為全球AI監管、倫理調解與制度創新的核心樞紐，展示中國在全球AI治理中的引領力與負責任大國形象及擔當。 制度可持續發展與國際合作 1、持續監督與調整：利用國際調解院（香港）建立動態監管和調解平台，對AI應用實施持續監控及即時調整。 2、跨國合作模式：以國際調解院為核心，形成多國參與的倫理諮詢和調解聯盟，推動全球AI政策協同。 3、案例實踐與知識共享：整合全球AI應用案例，將經驗、爭議解決方案與最佳實踐進行公開分享，提升國際社會對AI倫理規範的遵循度。 4、教育與公眾參與：透過國際調解院（香港）舉辦工作坊、論壇及公眾教育活動，將政策理念、操作方法和國際規範向社會各界普及，增強可持續性。 人工智能的迅速進化為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契機。若不及早建立規範，人類可能淪為AI的「工具」；但若妥善引導，AI將成為推動文明進入新紀元的最佳助手。 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理念： 1、以「防止AI使用人類」為倫理底線，建立明確法律與行為守則； 2、結合國際合作與本地實驗，借助國際調解院（香港）進行跨國爭議調解、倫理框架建構與責任分配； 3、確保制度可持續發展，將香港打造為全球AI治理、調解與創新的核心平台，促進文明與科技的共榮。 綜上，AI不應主宰人類，而應以倫理、法律與制度為護欄，成為服務於人類文明的推手。 唯有如此，AI與人類的共存才能實現真正的互惠、創新與長遠發展。本研究建議以「防止AI使用人類」為核心，建立倫理與政策框架，並配合國際合作與本地實驗，確保AI的發展永遠服務於人類社會與文明的長遠利益。 作者筆名中傲，從事國際金融合規及策略政策研究，並提供國際金融法規相關專業服務。文章僅屬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香港01立場。 原文網址: 來稿｜人工智能與人類未來互動的可能性研究 | 香港01 資訊來源: 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268850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
美國晶片巨頭英偉達（Nvidia，又譯輝達）行政總裁黃仁勛近日將機械人稱為「人工智能移民」（AI immigrants），認為它們可以解決妨礙製造業發展的全球勞動力短缺問題。 針對人們對機器取代工人的擔憂，黃仁勛持相反觀點，反指機械人將創造就業機會。 黃仁勛1月6日（周二）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國際消費電子展（CES）的一場交流活動中表示：「我們需要更多人工智能移民來協助我們進行製造業生產，做一些我們可能已經決定不再做的工作。」 黃仁勛認為，「機械人革命」將彌補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減少造成的勞動力缺口，同時促進經濟增長。他說：「經濟增長時，我們自然會僱用更多的人。」他估計，由於人口結構變化，勞動力缺口現已達「數千萬人」，而不是數千數萬人。 黃仁勛的言論與其他矽谷精英的觀點不謀而合，尤其是美國電動車巨頭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（Elon Musk），他們經常以人口下降和勞動力老齡化為由，呼籲擁抱自動化。 英偉達正大力投資開發基礎軟件，使機械人能夠在包括製造業、零售業和醫療保健業在內的多個行業中發揮作用。   原文網址: CES 2026｜黃仁勳指機械人可充當AI移民　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 | 香港01 資訊來源: 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310914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
來稿作者：李頴彰 當代人工智能（AI）的迅速發展，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改變全球的專業結構與社會運作。法律行業作為社會制度的基石，當然無法置身事外。AI能在短時間內整理龐大的法律資料、生成文件、分析案例，甚至作出初步的法理推論，這些功能確實為法律工作帶來了新的效率與便利。然而，在科技熱潮之下，香港法律界應以謹慎且前瞻的姿態審視AI的引入，確保科技的應用能與本地法治精神相輔，而非相悖。 算法背後的文化落差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向來以結構嚴謹、程序清晰、專業嚴謹見稱。判例的形成不僅源於法條，更依賴於法律邏輯的嚴密與法律人員長年累積的專業操守。現階段普遍存在的AI系統，多數由外國公司研發與訓練，其語言模型及資料庫主要建立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語境之上，反映的是外地的法理邏輯與文化基礎。 這樣的基礎與香港的法律制度存在明顯差距。若不經過本地化調整與嚴格監管，這些系統便難以準確掌握香港法律的語義差異及判例邏輯。換言之，AI雖能協助法律工作者提升效率，但若將其直接應用於本地司法實踐，則極可能出現誤導與錯誤判斷的風險。這不僅威脅專業誠信，更可能損害香港長久以來建立的法治公信。 近年有不少香港法律界人士對AI表現出高度的熱情，認為其能節省成本、提升效率、推動數字轉型。這種態度固然反映時代潮流，但若未能充分認識潛藏風險，便可能過於樂觀。AI缺乏道德意識與法律判斷能力，僅能生成機械化的推論。若法律界一味追求技術革新而放鬆專業自律，最終受損的將是香港司法制度賴以立足的誠信根基。科技的進步可以輔助專業運作，但不應取代人類的思辨與倫理。 從輔助工具到戰略資產 此外，須留意跨國律師行與本地中小型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差異。部分跨國律師行已具備龐大的資本與科技支援網絡，能依靠專責團隊不斷調整算法與驗證結果，即使出現偏差，仍有能力分擔風險。然而，香港超過八成的律師事務所屬於中小型規模，資金有限、人手精簡，無法負擔昂貴的AI應用成本，更缺乏承擔系統錯誤所致法律責任的能力。AI出現所謂「幻覺」的情況，即生成虛構或不符邏輯的內容，如被誤信採用，可能導致案件偏差、判斷錯誤，甚至損害司法誠信。這種後果對香港的法治形象無疑是極其嚴重的打擊。 因此，AI在法律行業的應用，不應僅視作一種技術革新，而應被理解為制度設計與專業規範的一部分。若香港希望在法律科技的浪潮中堅守法治精神並同時推動創新，就必須建立屬於本地的AI法律系統，而非完全依賴外國企業。這樣的系統應由特區政府主導，並與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等專業機構合作研發、訓練與監管，使資料來源安全、算法透明、法律語義準確，確保AI能符合香港司法標準。這舉措不僅能維護法律專業的完整性，同時體現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下的制度創新優勢。 當前香港作為全球唯一兼具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的地區，擁有獨特的制度潛力。建立屬於香港的法律AI平台，不僅有助於維持本地法治的穩定，亦能讓香港進一步發揮作為中國與國際法律市場的橋樑功能。此舉既有助於推動本地法律行業升級，也可配合國家整體科技與法治現代化發展方向，展示香港在新時代下的法律創新實力。 正視防範「AI幻覺」風險 同時，法律產業不應僅被視為專業服務行業，更應成為具戰略價值的知識經濟部門。若香港能以本地法律制度為核心，發展具備專業可信度的AI法律平台，便可將法律服務輸出至內地及國際市場。這不僅能促進香港經濟多元化，亦能創造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的競爭力。法律與科技的融合，是推動香港成為高端智識產業樞紐的重要契機。 針對AI「幻覺」與誤導問題，香港應從制度層面作出正面回應。首先，在立法層面可考慮引入明確規範，界定AI在法律活動中的輔助地位、使用責任及標準。其次，專業團體應制定相關指引，要求每一項由AI生成的法律內容須經人類律師核實後方可採用。同時還可建立持續培訓及監察制度，以提升從業員對法律科技的理解與掌握，確保科技應用在法律決策中始終維持專業與慎重。 法律科技的價值不在於取代人類判斷，而在於支援更精確、更高效的專業分析。香港若能以特區制度為依據，建立在本地法律文化與國家發展大方向相契合的AI架構，必能形成既穩定又具創新的法律科技發展路徑。這不僅符合香港的現實條件，也代表着對依法治港精神的具體實踐。 建構「港版法律AI平台」 AI要成功融入香港法律制度的核心，關鍵不在技術能力，而在制度設計與監管理念。外國企業研發的系統，其資料分類方式與法理邏輯多以自身司法理念為準，若不作出審慎調整便直接引入，難免與香港法律概念產生衝突，甚至影響法律自主與社會信任。相反，由香港自行主導建立的AI法律系統，能在政治與法理層面上兼顧資料保安、專業監察及公共信任，並緊扣國家法治建設的大方向，鞏固香港的制度優勢。 未來的香港法律科技應立足於本地，結合國家資源，面向全球市場，形成一個兼具專業標準與開放精神的法律科技體系。唯有讓科技的發展與法律的核心價值相互呼應，才能使AI真正成為法治進步的新支撐。當科技在法治框架下穩步發展，香港的法律制度不但不會因AI而削弱，反而會因創新與制度完善而愈加強盛。這正是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優勢下，以法治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、推動社會長遠福祉的具體體現。   原文網址: 來稿｜當香港法治遇上人工智能：要在創新中堅守靈魂 | 香港01 資訊來源: 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308313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