來稿｜香港如何在AI時代建立可信監管？普通法制度下的治理思考
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，正逐步改變全球經濟結構、法律制度與社會運作模式。從生成式人工智能到具備自主任務規劃能力的 AI Agent，技術演進不僅提升產業效率，也對既有制度框架提出新的問題。 香港特區政府在《2025年施政報告》中明確提出推動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產業發展，並透過人工智能研發院、創新研發平台以及政策配套逐步建立 AI 產業生態。這一政策方向顯示香港正積極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，同時亦需要同步思考相應的治理與法律制度。 全球主要經濟體近年亦逐步建立人工智能監管框架。例如，歐盟推出《人工智慧法案》（EU AI Act），以風險分級方式規範不同類型 AI 系統；英國採取原則導向監管模式，強調在促進創新與防範風險之間取得平衡；新加坡透過 AI Verify 等治理工具推動可信 AI；加拿大與澳洲亦在高風險 AI 及企業治理方面逐步建立制度。 在此背景下，香港若要在 AI 時代保持國際競爭力，關鍵問題並不僅是「是否需要監管」，而是如何在普通法制度下建立一套既能促進創新，又能維持公共信任的治理框架。 國際經驗：不同制度模式的啟示 目前全球 AI 治理模式大致呈現三種方向。 第一種是以歐盟為代表的風險分級監管模式。 EU AI Act 將 AI 系統分為不同風險級別，並對高風險應用設立嚴格合規要求。例如在醫療、招聘或金融信貸評估等領域，AI 系統須符合透明度、數據治理及人類監督等要求。此模式在法律上具有高度清晰性，但亦可能增加企業合規成本。 第二種是英國採取的原則導向監管模式。 英國政府在 AI Regulation White Paper 中提出，由既有監管機構依照共同原則對 AI 應用進行監管，包括安全性、透明度、公平性及問責性。這種模式保留普通法制度的靈活性，使監管能隨技術發展逐步演進。 第三種則是新加坡的治理工具導向模式。 新加坡推出 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及 AI Verify 平台，使企業在部署 AI 前能透過測試工具評估系統可靠性與風險水平，從而提升企業對 AI 應用的信心。 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