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前，非主權貨幣作為獨立於單一國家信用體系的金融工具，具有十分獨特的應用場景和運行機制。從定義上講，非主權貨幣主要可歸為三大類別：一是基於商品屬性的歷史性貨幣，如黃金這類天然稀缺的貴金屬，其價值來源於市場共識而非政府背書；二是依託技術創新的加密數字貨幣，典型代表如比特幣，其依靠區塊鏈算法實現去中心化流通，並憑藉跨境支付便捷性及抗通脹特性不斷拓寬應用領域；三是區域或機構聯合發行的法定替代貨幣，如歐元這種通過多國主權讓渡構建的超主權貨幣聯盟，以及香港商業銀行依據外匯儲備比例發行港元的管理模式。
非主權貨幣的共性在於脱離單一國家財政政策的約束，其價值支撐機制由市場供需、技術信任以及跨國協議等多重因素構成。目前，非主權貨幣在跨境貿易結算、資產避險配置等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，例如比特幣被薩爾瓦多納入法定貨幣體系，以及穩定幣USDT在加密貨幣市場中所承擔的流動性保障職能。同時，非主權貨幣也面臨監管框架不完善、價格波動劇烈等系統性風險；各國正通過央行數字貨幣（CBDC）的研發，探索主權貨幣與非主權貨幣之間的融合發展路徑。
從歷史角度看，黃金和白銀便是典型的非主權貨幣代表。譬如，在中國明朝的「白銀帝國」時期，南美洲流入中國的白銀直接支撐了全球經濟運轉，而西班牙、葡萄牙等殖民國家則在白銀全球流通中處於被動地位。在一戰前的金本位時期，黃金作為國際通用貨幣，即便英、法等國國力衰退，也憑藉雄厚的黃金儲備維持金融霸權。這表明，在主權貨幣體系出現漏洞、通脹失控或地緣政治衝突的情況下，非主權貨幣往往會崛起；而在當前關稅戰背景下，圍繞美元霸權形成的全球焦慮，正為非主權貨幣創造新的發展機遇。
先看亞洲。香港的港幣是個經典案例，它由滙豐、渣打、中銀三家商業銀行發行，掛鈎美元，但發行機制完全透明市場化，香港政府不干預具體操作。這種模式讓港幣在1997年回歸後依然保持穩定，甚至有人提議未來可以掛鈎一籃子貨幣來分散風險。新加坡的新幣也有類似邏輯，雖然新加坡是主權國家，但其貨幣政策高度依賴匯率管理而非利率調控，本質上是通過錨定主要貿易伙伴貨幣來維持幣值穩定。
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自貿區，2014年就有學者建議發行與特別提款權（SDR）掛鈎的「自貿區貨幣」，利用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增強信用，雖然目前尚未落地，但這種設想展現城市經濟體在非主權貨幣上的潛力。這些地區通過規則而非主權強制力維持貨幣信用，反而在全球化貿易中佔據了獨特優勢，比如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，新加坡穩坐東南亞金融樞紐。
歐洲的超主權貨幣應用也值得深挖。
歐元作為首個跨國主權貨幣聯盟的產物，本質上是一種「半主權貨幣」，它由歐洲央行統一管理，但成員國仍保留財政自主權。這種矛盾讓歐元區在債務危機中差點崩盤，但也證明超主權貨幣的可行性。比如希臘雖然債務纏身，但退出歐元區的成本高到無法承受，反而倒逼歐盟建立更緊密的財政聯盟。
另一個案例是特別提款權（SDR），雖然它目前只是IMF的記賬單位，但周小川曾提議擴大SDR的儲備和結算功能，將其發展為真正的超主權貨幣。2023年東盟推動本地貨幣結算時，印尼央行就提到可以藉助SDR權重來平衡美元依賴，這種思路和早年的「掛鈎SDR」不謀而合。歐洲和亞洲的經驗表明，超主權貨幣需要強大的制度框架和利益協調機制，否則很容易淪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。
美洲的非主權貨幣應用則更加激進，成為更有代表性的進展。
薩爾瓦多2021年將比特幣定為法定貨幣，雖然遭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和國內抗議，但確實開闢一條新路，即政府搭建比特幣ATM網絡，用火山地熱能源挖礦，甚至發行主權債券支持比特幣城建設。近年來，比特幣在薩爾瓦多的勢頭已經變軟，主要是因幣價暴跌讓民眾損失慘重，但這種「國家級加密貨幣實驗」刺激了洪都拉斯、危地馬拉等國的跟進。
另一個方向是區域共同貨幣，如2023年巴西和阿根廷推動的「南美洲元」，試圖模仿歐元整合拉美經濟體。不過拉美國家通脹率差異太大，短期內很難複製歐元模式，反而秘魯、智利等美元化國家更值得關注，它們主動放棄本幣，直接用美元交易，獲得比鄰國更穩定的金融環境。可以看到，非主權貨幣在美洲既有顛覆性創新，也有實用主義妥協，讓美洲大陸在未來成為更加可期待的全球貨幣「試驗田」，有不少看點。
近年來，非洲和中東在非主權貨幣應用方面展開系列探索。在尼日利亞，加密貨幣使用普及，年輕群體採用USDT規避本幣貶值與外匯限制，雖然相關規定明確禁止，實際應用仍難有效制止，2022年推出的官方數字貨幣eNaira即為管控調整嘗試；而在肯尼亞，M-Pesa移動支付系統作為電信運營商發行的電子貨幣，突破傳統銀行體系，已覆蓋多數成年人，並用於跨境匯款；此外，中東地區的「海灣數字貨幣」計劃則體現精英主導模式，由沙特和阿聯酋聯合開發基於區塊鏈的區域結算系統，以應對石油美元體系。在這些基礎設施薄弱的國家中，非主權數字貨幣更易解決實際經濟需求，這些需求甚至比主權貨幣的「國家尊嚴」更迫切。
美國在非主權貨幣應用採取創新與監並行策略。2025年特朗普政府任命加密支持者保羅·阿特金斯為SEC主席，標誌監管轉向「戰略擁抱」。政策上，FDIC取消銀行加密業務事前審批，允許合規機構自主進行數字資產託管、穩定幣儲備及支付服務；同時，通過行政令建立比特幣戰略儲備，將聯邦沒收的加密資產納入國庫管理，以鞏固美元地位。市場方面，摩根大通推出「摩根幣」助力跨境支付，花旗與區塊鏈企業合作開發代幣化資產平台，實現證券與大宗商品上鍊流通。
監管框架方面，美國參議院通過《GENIUS法案》，為穩定幣發行機構設定聯邦監管標準，為美元數字化提供法律支持。政策調整推動美國加密市場交易量按年增長240%，紐約聯儲聯合花旗、萬事達等啟動數字美元試點，探索央行數字貨幣與私營穩定幣的協同機制，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金融深度融合。
中國在非主權貨幣領域既嚴格監管私人加密貨幣，又大力推進法定數字人民幣（e-CNY）的發展。政策上，禁止私人交易與挖礦以防範風險，確保貨幣主權，同時聚焦國家主導的e-CNY研發。e-CNY採取央行、商業銀行雙層體系，既保留央行對貨幣發行的核心控制權，又利用商業銀行擴展零售、繳費、薪資發放及企業信貸等應用場景。
數字人民幣借智能合約實現預付資金監管與供應鏈金融創新，並依託「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」同中國香港、泰國、阿聯酋等進行跨境試點，提升境外支付便利。「可控匿名」既保護隱私，又助反洗錢和稅收監管，加之每秒十萬筆的高併發處理能力，與微信、支付寶互通，加快生態融合，從而重構國內支付體系，併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數字化抓手。
當然，必須要指出的是，當前非主權貨幣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。一是安全性不足，其去中心化特性導致缺乏權威機構信用背書，容易被少數人或組織控制算力優勢，威脅系統安全。二是監管難度大，匿名性和跨境流通特性使其易成為洗錢、逃稅等犯罪工具，各國監管標準不一也加劇了風險。三是價格劇烈波動，這類貨幣缺乏實物錨定，價值完全依賴市場投機和預期，像比特幣曾經歷多次暴漲暴跌，嚴重影響投資者利益和經濟穩定。四是法律屬性模糊，它們不具備法償性，發行方無兑付義務，無法承擔貨幣的基本職能，僅作為投機資產存在。五是威脅金融主權，超主權數字貨幣可能侵蝕小國貨幣體系穩定性，甚至通過技術壟斷形成新的金融霸權，影響各國貨幣政策有效性。
回望過去，非主權貨幣早已走出邊緣實驗階段，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從香港港幣到薩爾瓦多比特幣，從歐元到非洲M-Pesa，各國正用不同方式回答同一問題：當主權貨幣難以滿足全球化需求時，我們是否需要重新定義貨幣的本質？正如哈耶克在《貨幣的非國家化》中所言，貨幣競爭會淘汰劣質產品，但現實中的「貨幣達爾文主義」遠比理論複雜。不僅是技術創新與制度僵化的博弈，更是國家利益與個體自由之間的拉鋸，同時也是人類不斷追求金融穩定與效率的寫照。所以，我們預計未來各種各樣的非主權貨幣，依然會作為一種穩定槓桿，發揮獨特的貨幣作用。
最終分析結論：
非主權貨幣不依賴單一國家信用，而是靠市場共識、技術信任和多邊合作來支撐。從黃金到比特幣，再到港幣、歐元，各有特色。它們為跨境支付和資產避險提供新選擇，但同時也面臨安全、監管和波動風險等問題。這種去中心化趨勢正改變全球金融格局，同時引發國家主權與市場自由間的複雜博弈。
原文網址: 非主權貨幣在亂世中有穩定作用嗎？ | 香港01
資訊來源: 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232734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